莫扎特的音乐人生
莫扎特的音乐人生
一
如果说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这“故事”的开始离不开一个关键词：神童。莫扎特五岁能作曲，八岁写了第一部交响曲，十二岁时尝试创作歌剧，这些听来不可思议的说法都有流传下来的乐谱作证。莫扎特最初的音乐创作都是由其父利奥波德负责誊抄，这些誊抄的手稿后来曾受到过质疑，有人认为这些音乐中包含了父亲的“改写”或“修订”。这样的质疑当然可以继续讨论，但莫扎特很小就有写作音乐的愿望、能力并从中得到乐趣则是不争的事实。更有意义的是，我们从莫扎特音乐编目专家K?chel所编订的两首最早的小曲（K. 1a与K. 1d，写作时间都是1761年，相隔大约8个月）中可以发现，莫扎特的作曲水平一直在不断进步：前者的旋律进行中充满童趣的不断重复，明显具有即兴随意的玩耍成分；而后者的音乐流动就有了比较清晰的结构布局，和声进行与不同终止式的运用已显现出像模像样的作曲架势。
莫扎特所具有的音乐天赋或许是上帝的恩赐，而这一天赐音乐财富的开采者、利用者则是莫扎特的父亲—利奥波德可谓主导莫扎特童年音乐才华发展的真正“上帝”。利奥波德本人在当时也是有一定名气的小提琴家和作曲家，他撰写的一部论小提琴演奏的专著至今仍是探讨十八世纪音乐演奏艺术的重要文献。当发现自己幼小的儿子具备出众的音乐才华（极其敏锐的音乐听觉，超常的音乐记忆力和乐器演奏能力）时，利奥波德马上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对莫扎特的培养上。从此，利奥波德成了莫扎特的导师、合作者、经纪人和最重要的推销者，他恨不得包揽儿子的全部人生。莫扎特能够这么早出名并受到欧洲皇室和贵族圈的关注，都是因为父亲的全身心付出与为其定制的“发展规划”。
在十八世纪，莫扎特的出生地萨尔茨堡虽然景色优美，但格局太小，音乐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利奥波德心里清楚，只有在音乐重镇—维也纳、巴黎、伦敦、慕尼黑、阿姆斯特丹、米兰、罗马和威尼斯这样的地方，儿子的“音乐神奇”才能得到关注。因此，他从莫扎特六岁起，就开始了接二连三的家庭“音乐之旅”。结果正如他所料，每到一地，小莫扎特的音乐表演无不大受欢迎，大有音乐神童之旋风遍扫欧洲宫廷之势。
莫扎特早年的“音乐之旅”也可以看作是“学习之旅”。每到一个城市，最吸引莫扎特的总是当地的音乐演出。从现场聆听的歌剧、音乐会和抄录许多作曲家乐谱的过程中，他眼界（耳界）大开，受益良多。在伦敦，莫扎特见到了自己仰慕的J. C.巴赫（J.S.巴赫最小的儿子，人称“伦敦巴赫”），从他那种展现时代风尚的“华丽风格”（galant style）中得到很大启迪—莫扎特早期的协奏曲和交响曲中都可以看到J. C.巴赫的影子。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莫扎特更是正规地师从意大利作曲家、音乐名师马蒂尼神父，老老实实地学习对位法课程，其中也包括对传统对位技法中最高超的形式赋格的学习。莫扎特晚期创作中精湛的复调技艺的运用，正是得益于此时打下的基础。
“天才”是莫扎特的“故事”中另一个关键词。神童与天才是有区别的，许多时候，神童在本质上是一个自我消亡的产物，天才则不然。莫扎特的人生可以看作天才战胜早熟的胜利人生。莫扎特之所能够安然度过极易夭折的神童阶段并以天才的姿态立足于世，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能以永不停止的艺术好奇心和勤奋学习来不断滋养与丰富自己已有的音乐天赋，他那异常敏锐的眼光和艺术感觉使他在全面把握当代各种主流音乐风格及其作曲技法的同时，能够潇洒自如地展现自己独具的音乐才智和创作追求。歌德认为，天才意味着一种“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的展示应该“有重大影响和持久的生命力”。莫扎特的音乐创作正是一个艺术天才之创造的典型体现。
二
莫扎特生活的十八世纪后半叶，欧洲的音乐家仍然在根深蒂固的“赞助制度”（The system of patronage）下寻找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欧洲的赞助制度由来已久，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音乐家们就习惯在这一制度下生活—能够在国王、主教或贵族手下“听差”，成为历代音乐家的一个理想的人生目标。在这种制度中，音乐家依靠赞助人获得生活之必需的保证，作为回报，音乐家则根据赞助人的要求来“弄音乐”。毫无疑问，在这样的主仆关系中，赞助人的“主人”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音乐家的创作。然而，从西方音乐的发展来看，直到十八世纪中叶，音乐的主要功能依然是服务教会的宗教仪式和贵族阶层的娱乐生活。因此，那个时代的音乐家们并不那么在意这种受人支配的仆人生活，作曲、奏乐作为特殊的“手艺”只是赖以生存的一技之长，求得温饱并能在此基础上展示一点自己的技能和艺术兴趣，可以视作音乐家群体的基本诉求。由于音乐家个人的性格、才能、追求都存在着差异，而作为赞助人一方的宫廷或教堂在规模、管理运作方式和对音乐的认识及利用等方面也不一样，身处赞助制度中的音乐家的个人境遇及其创作实践自然有着个性化的呈现。海顿和莫扎特的状况就有着很大的不同。
海顿出身贫寒，性情温和，当他于一七六一年（29岁）在著名的埃斯特哈齐宫廷中找到一个宫廷副乐长（后升任乐长）的稳定职位时，其内心的满足感是不言而喻的。更为幸运的是，海顿遇到了一位开明并对音乐有着浓厚兴趣的主人。尼古拉斯亲王尽管对手下的音乐家要求颇多，但还是给予海顿的创作热情的支持。海顿曾这样说道：“亲王对我的所有工作都很满意，我获得了赞赏。作为乐队主管，我可以试验并观察哪些手段可以增色、哪些手段会使削损，如此这般地改进、添加、删减、尝试。我与世隔离，不受干扰与妨碍，因而是被迫走出原创的路。”正是因为有了这样良好的工作环境与平和的心态，海顿才能够在埃斯特哈齐宫廷服务了近三十年，他在这里所创作的大量优秀作品使其声名远扬。但莫扎特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是在赞助体制中进行挣扎。
莫扎特从来就没有对他的家乡萨尔茨堡有过真正的好感，从他父亲开始，这个家庭就与大主教主政的萨尔茨堡宫廷有着一种疏离感。利奥波德也曾在这里的乐队任职，但从未受到过大主教的重用。当他发现自己的儿子有着较高的音乐才华后，更以携家外出的常年旅行来表达心中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利奥波德并不想与萨尔茨堡的主人断绝联系，每次旅行前，他总是毕恭毕敬地呈上请假的书函，谦卑地表达归来后继续服务宫廷的意向。莫扎特一家这种独特的“请假出走”表明那个时代的赞助制度对音乐家的无形控制，它如同一条时松时紧的绳索，总是拴着你，让你既对它有所抱怨，又舍不得从它那里得到的基本温饱。此时的绝大多数音乐家无法离开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愿离开宫廷、教堂的“保护”，其主要原因就是一种“手艺人”意识导致的生活态度。
